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用于糖尿病防治的卫生总费用为779.64亿元,占当年慢病卫生总费用的6.04%,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9%。课题组预测,如果糖尿病发病率迅速攀升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我国用于糖尿病的医疗费用将占全国慢病卫生总费用的13.8%,占GDP的1.29%。  

从年龄分布上看,我国糖尿病防治费用近一半发生在60岁~74岁年龄组人群,但30岁~44岁年龄组、45岁~59岁年龄组发生的费用已分别占总费用的8.45%和29.72%。研究者认为,我国糖尿病发病年轻化的趋势较为明显,越来越多正值壮年的人士迈入“糖友”大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劳动力负担。  

“作为一种单一疾病,糖尿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已相当惊人,但从费用流向上看,糖尿病仍重治轻防,疾病早期控制不理想。”张毓辉说,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糖尿病卫生总费用中,仅有3.65%用于预防服务,近80%用于治疗服务。  

张毓辉分析,各方对糖尿病防治紧迫性的重视程度不够,慢病防治投入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等因素,造成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自我防护离不开政府责任  

专家指出,要扭转当前糖尿病高危人群日益庞大的被动局面,必须从个体到社会形成合力,将早期预防的理念真正变成个人的自觉行动。“人体血糖水平处于可变状态,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异常的血糖水平能够保持稳定或恢复正常。”杨金奎说。  

“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版)》只建议采用生活方式干预。”纪立农指出,这主要是由于目前药物干预的长期疗效和卫生经济学益处还缺乏充分证据,因此各国临床指南也都没有将药物干预作为主要的预防糖尿病手段。  

面对我国糖尿病高危人群身处“险境”却不自知,很多人即使知晓后也不以为然的严峻现实,纪立农认为,这需要医务人员、行业组织、大众媒体、政府部门等多方协作,加大健康宣传力度,大力宣传疾病防控知识,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大众对糖尿病防治的重视程度,做好自身健康管理。在个人加强自我健康管理的同时,还需要全社会总动员,从环境、交通、食品等多个环节入手,努力营造更有利于公众“采用健康生活方式去生活”的社会环境。